理由：闻、思、修在佛教中被称为“三慧”，法华经五种法师，读、诵居于首位。先学后修，是大部分学佛人经历的必由之路。但是，读书一开始读什么？这是我们常被问到的问题。
鲫鱼放生几条好第一种是上来就读金刚经、阿弥陀经、法华经、华严经、大智度论、瑜伽师地论等所谓大经大论。第二种是只读某部经，其他一概排斥。第三种是听见说唯识学好就去读唯识，听见说中观学好就去读中观。
当然，每个人的情况非常复杂，学习佛教经典或者理论实在难有一模一样的成药。但以我二十年的教学经验，大家一开始学佛，其实只需要了解佛教基本信仰、戒律，特别是与社会生活如何不发生矛盾（初学者往往禁忌特别多，戒禁取见是大家通病）。笔者一般推荐他们读台湾圣严法师正信的佛教、学佛群疑。净慧长老的心经禅钥、做人的佛法等，以弄清佛教的基本观念。这些书属于建立常识部分，是必不可少的。读完之后，大部分的基本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本人读了二十多年，还常读常新。
不过，对于基础掌握，算已经入门，甚至长期听佛学讲座的同学这些就有点不够了。听学太长的经典论典缺乏条件，太短的吧，多部分学习过。常有人要笔者推荐可读之书，在笔者读过的诸多佛学著作里，值得推荐的非常多，但适合的并不多。我倾向于推荐研究佛教与当代社会方面问题的经典著作首先阅读。如果佛教生死问题都能解决，却解决不了社会问题，那是不可想象的！
笔者读过并向中国佛学院研究生推荐过的，是英籍比丘萨达提沙尊者所著的佛教伦理学。佛教伦理学研究，相对于佛教哲学、历史、文献等研究来说，成果数量是有限的。国内专业从事此项研究的学者数量较少。佛教伦理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按照佛教伦理学书中转述的大英百科全书“伦理学”条目沃尔夫教授的陈述，伦理学主要问题是以下四个概念：
（一）人类行为的至善或其最终的理想目标，这可以是正确的行为的终极标准；（二）我们关于至善或对错的知识的源泉；（三）伦理行为的律令；（四）促成正确行为的动机。
对此，萨达提沙尊者根据佛教的特殊性，把这四个主题重新作了安排，即考察：
（一）至上知识的源泉；（二）伦理行为的律令：三依处和戒律；（三）从标准或理型的角度看拥有价值的道德原则；（四）可作为终极标准的最终理想目标，即四圣谛的见证。
佛教伦理学正是根据这四个主题，通过对佛教伦理概念（书中特指“那些所有佛教学派都接受的伦理概念”）的分析、评价和解释，告诉我们如何战胜贪、嗔、痴三毒，指导我们过清净的生活。全书共分“定义和历史背景、至上知识的源泉、诸皈依的意义、道德行为的律令：戒律、道德的基本理想、居士对其亲友的责任、居士与国家关系、最终的目标”等八个章节。
从现实生活来说，“责任”其实在佛教中始终是被着重强调的。如第六章“居士对其亲友的责任”，详细列举了子女与父母、丈夫与妻子、朋友之间、老师与学生、佣人与劳动者、与生活方式相关的责任，佛陀为在家学佛的信众，制定了完善的伦理规范，以及其实践所导向的状态。这部分的内容，可以视为居士生活指南。而且佛陀所述居士责任准则，很大部分与中华传统文化的伦理标准是一致的。比如强调子女对父母的孝养，以“报恩”的高度提出，与西方传统有很大不同。当下，新冠病毒肆虐的时候，有的国家以医疗资源有限，要优先供年轻人使用，甚至以国家威权规定65岁以上老人集体放弃治疗，在佛教看来是不可思议，灭绝人性，践踏伦理的不道德行为。从人权意义上看，生命权是放在首位的，没有生命权的保障，如何谈自由权或者其他？
我们可能对作者还缺乏了解，根据相关介绍，萨达提沙尊者于1914年生于斯里兰卡，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在印度、英国与欧洲度过。1957年迁居伦敦，成为大英大寺协会伦敦佛寺的住持，并在欧洲领先把佛教传播到斯里兰卡之外。萨达提沙尊者长年在伦敦进行佛法的翻译、编辑、研究与传播，学术成就显著。特别是撰写的佛教伦理学，跨越了整个亚洲、欧美，成为一部把佛教传播到西方的奠基之作。
萨达提沙尊者长期生活在西方，所以，波士顿智慧出版社出版的佛教伦理学第三版序言（1997年）中就指出：“在萨达提沙对阐扬佛教的许多无价贡献中，佛教伦理学一书在其深度、清晰度与慈悲心等方面显得尤为突出。看到周遭世间由于贪、嗔、痴而痛苦，萨达提沙在这里分享了他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关心并参与社会的佛教徒与僧人的真实观。其成果就是这一伦理教导的经典，在这本书里，他试图以西方读者能把握的方式解释传统的佛教伦理理论。”
萨达提沙尊者的佛教伦理学篇幅很小，内容却非常重要。他的著作也许当初只是为了向西方读者解释介绍佛教伦理理论，但其立论角度、概念表述乃至全书结构，都值得我们今天学习，并在此基础上创作更贴近中国读者的佛教伦理学著作。
英国学者查尔斯·哈利塞在为本书所撰写的简介中说：“我感到萨达提沙尊者会希望佛教伦理学的读者在读完此书后，不止多知道些佛教思想，而且更多地意识到他们自身及其在世间的伦理承担。”
加强佛教伦理学的学习，笔者以为，为的正是佛弟子的承担。笔者曾撰写过一幅对联，送给所有爱好读书的朋友：“最宜心香禅悦无生法，难得福地好书有缘人。”
2、【现在之书】以心印心历代百位名家书心经
书名：以心印心历代百位名家书心经李济南顾鹤鸣编中国书店2018年05月
理由：在普通人心目中，如果说起佛教的佛，那就是如来佛，菩萨就是观音菩萨。甚至幼童看见出家人的光头，也会调皮地说和尚！阿弥陀佛！这跟西游记的巨大影响有关。如果再深问一句，你知道的佛经是什么？多数人会说金刚经、心经。这大体算是普通人的三宝观吧。
唐玄奘法师翻译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简称心经）是一部不可思议的经典，很多人在最初接触佛法时就能够读诵乃至背诵。还有很多人尽管对于佛教经典没有多少认识，但是听到心经里面讲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也感到非常亲切。全经篇幅简短，仅有260个字，背诵书写都很容易。可是它也很难读懂，如果结合“中观”、“空有不二”的思想阐发心经的义理，那真是一门高深的学问，般若代表着佛教最高深的智慧，所以，想要弄清楚“空”与“色”的关系，也就是“空有不二”的中道，并不是容易的事情。佛教的中道是富于哲学思辨的深刻道理，不能简单地从理论上理解为“有”、“没有”或“既有也没有”，这就是戏论了。
由于心经的神奇魅力，抄写心经成为学佛者忏悔、培福、表达恭敬虔诚之信心乃至为自己和亲友祈福的重要功课。心经于贞观二十三年（649）译出，问世一千四百七十一年来，历代究竟有多少次抄写难以估算。仅济南藏经洞出土的心经写卷多达百余号。而参与书写心经的书写者，从有作品存世者来看，不仅有书法家如苏轼、赵孟頫等，也有帝王如康熙、乾隆，名臣如裴休、刘墉、纪晓岚，高僧如八大山人、虚云大师、印光大师、弘一大师、圆瑛大师，居士大德如林则徐、杨仁山、梅兰芳、赵朴初、启功等。可谓千秋同辉，灯传永继。
但是这样多的心经书法佳作存世，除了比较著名而易得者外，其他作品普通人是根本无法欣赏到的，非常令人遗憾。可喜的是，由著名学者、出版家李济南教授和收藏家顾鹤鸣先生共同收集的历代名家的心经书法作品，题名以心印心历代百位名家书心经，于2019年由中国书店出版，正好弥补了这个缺憾。
这本书入手第一映像就是精美。无论设计装帧，还是纸张印工，均堪称一流。更令人惊喜的所收书作，从唐怀仁集字本、济南写经到今人虚云长老、启功先生作品，横跨千年。整整一百位书者，皆是名家。这些珍贵作品，散藏于世界各地，甚至过去都是闻所未闻。比如道光、光绪两位皇帝的作品，国学大师王国维的作品，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的作品，爱国主义者闻一多的作品，著名建筑师林徽因的作品，京剧大师梅兰芳的作品都是非常稀见的。
更加让人觉得编者体贴与用心的，是每位书写者都附有简介和照片（无传世画像的请画家刘长年补绘），这样的工作成果看似简单，寥寥数语，但没有大量史料的查阅与提炼和细致的考据功夫，是根本无法完成的。相对于艰难的寻觅而言，这样周到的替读者着想的态度，可以称为业界良心。
这本书不仅可以作为经典供奉、习字临摹，也有很多细节可以供进一步对心经的传抄与流通进行研究。笔者在此略提出数处，以为芹献。
1、心经与多心经的问题
多心经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省称，大家最熟悉的是西游记中第十九回“云栈洞悟空收八戒，浮屠山玄奘受心经”里就有这么一个故事：
玄奘法师西行取经的途中，遇到一位乌巢禅师在树上坐禅。乌巢禅师告诉玄奘法师，这次取经是能够成功的，“路途虽远，终须有到之日”，但是路上也有障碍，“却只是魔瘴难消”。乌巢禅师随后又说：“我有多心经一卷，凡五十四句，共计二百七十字。若遇魔瘴之处，但念此经，自无伤害。”于是乌巢禅师就给玄奘法师传了这么一部多心经，相关经文在西游记里有，就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内容。
这部经是不是玄奘法师从乌巢禅师那里得来的呢？这当然是小说家的笔法，我们不必当真。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是玄奘法师西行求法归国之后翻译出来的，时间是唐贞观二十三年（649）。但是在玄奘法师去印度取经之前，汉地就已经有了摩诃般若波罗蜜大明咒经（传为姚秦鸠摩罗什三藏译）的译本，在时间上至少早于玄奘法师两百多年。现在也有观点认为当年玄奘法师路上念诵的就是这部大明咒经。西游记是明代的作品，但多心经的叫法并不是明代才开始有的。在济南发现的卷子中，至少有六卷抄写的经卷都把这部经称为多心经。比如本书第二篇济南石室写本心经选一，尾题即为“多心经一卷”。
济南写经
为什么会被省称多心经呢，“般若波罗蜜多”是梵文音译，其中的“多”是梵文单词的一个尾音。梵文的prajna音译“般若”，梵文的paramita音译“波罗蜜多”，“多”是ta的音译。这种尾音是读不读都可以的，在巴利文中，这个词汇就不读尾音。如果不读尾音，paramita可以音译为“波罗蜜”。但是中国的一些古人并不懂梵文，他们看到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这个经题的时候，就把“多”乃至“蜜多”与“心”组合起来了，于是以为这部经不妨简称为多心经或蜜多心经。那么进而再探究一下，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样省称“多心经”的呢？我们可以看到第一篇唐弘福寺沙门怀仁集字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尾题“般若多心经”，可见，从玄奘法师翻译流通此经之后不久，就已经被“多心经”了。这个集字本就是最早的实物证据。现存集王羲之字成篇的心经虽然没有具体时间记载，但从怀仁唐高宗咸亨三年（672年）集王羲之书迹而成圣教序，刻于长安宏福寺的记载看，心经的集字也当在这个时间。笔者根据本书所收明查昇和清李鸿章写本心经末后百字的附记推测，两个集王本是同时完成并刻碑流通的，圣教序在前，心经在后，以后有缘当另外撰文考证。
2、抄经与改经
佛经的抄写，一向是严谨而虔诚的。本身国家译场制度的严密组织，就是为了保证质量。如玄奘译场，唐高宗于显庆元年（656）特宣敕曰：“大慈恩寺僧玄奘所翻经、论，既新翻译，文义须精，宜令太子太傅尚书左仆射燕国公于志宁、中书令兼捡挍吏部尚书济南县开国男来济、礼部尚书高阳县开国男许敬宗、守黄门侍郎兼捡挍太子左庶子汾阴县开国男薛元超、守中书侍郎兼捡挍右庶子广平县开国男李义府、中书侍郎杜正伦等，时为看阅，有不稳便处，即随事润色。若须学士，任量追三两人。”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心经书写作品，大部分书写工整严谨，一丝不苟。本书前序言说“纵观人类文化史，恐再无一部经典如心经一般，千百年来，被无数次传抄，且未易一字。”这个“未易一字”其实不尽然。也有个别写本，作了一些自己的修改。这个风气，笔者推断是乾隆首开的。本书所收乾隆书心经两件，辛未年（乾隆十六年，1751）所书乃是传统写法，而到了二十二年（1757）冬月所书心经，结尾的咒语部分，就被改为满语音译字了。
清-乾隆-御笔大士像并心经图纸本
这个写法被清乾嘉年间明王室后裔朱子颚延习了，初读有点令人意外。笔者特别敬重的国学大师王国维写心经，也将咒语改为梵文音译字，则令人非常吃惊。因为他作为文献学大家，应该知道保持玄奘法师翻译原貌的重要性，更应该尊重译者的著作权。这样的改写，显然与文献学基本原则是相违背的。
王国维心经
而清洋务派骨干、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写的心经，咒语写作“揭谛揭谛，婆罗揭谛，婆罗僧揭谛，菩提婆罗揭谛，菩提萨婆呵空。”大约自己写着写着被咒语绕晕，写得不知所云。这样随意的修改，不仅从佛教角度看是对经典和译者的不尊重，从学术角度看也是有害的。因为极有可能造成佛经传承紊乱，甚至令初学者产生疑惑，那有就大大地违背抄经的初心了。
至于本书编辑的其他优点，如在诸多男性书者之外，特别选取唐清河路氏（济南石室写本心经选三）及林徽因的宝塔体写经作为女性写经代表，显得周到得体。而对坊间大多不察，直接标称欧阳询书心经，编者特别标注“传”，并在简介中根据开元释教录记载的心经译出年代，认定这件作品为“托名之作”，且肯定其“法度森严，一笔不苟，是典型的欧体，即便托名，亦是佳构。”评价公允，足正视听。欧阳询史载逝于唐太宗贞观十五年（641）年，此时玄奘法师尚在印度出席曲女城的辩论大会。至于是托名还是集字，笔者以为尚可再斟酌。
心经已经是整个大般若经的精髓，如果请大家用最简单的话来概括其核心思想，应该如何回答？弘一大师精妙地用一副对联加以概括：“能除一切苦，照见五蕴空。”这就是从作用（除苦）与本体（照空）两个方面来进行解说，极为契合心经要旨。其实，如果还要再简单说，心经核心就在“大智”（照见五蕴皆空）与“大悲”（能除一切苦）的统一。短短260字还可以再浓缩吗？答案是可以，开篇“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这十一个字就是最简明的心经之“心”。如果读以心印心所录百部心经而能明了佛陀大智大悲的济世本怀，相信这才是真正的心心相印。
3、【未来之书】期待读的书：玄奘（马明博著）
书名：玄奘马明博著中华书局2019年06月收入“中华人物故事汇”系列丛书之“中华先贤人物故事汇”
理由：有关唐三藏法师玄奘的著作已经出版不少，特别是在宗教（佛学）方面的研究著作尤其多。仅就传记而言，由唐慧立本，彦悰笺，成于武周垂拱四年（688）所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简称慈恩传）发轫，到最新的马明博所著玄奘为止，时间跨度长达一千三百余年。从长达十卷的慈恩传到三十五万言的傅新毅著玄奘评传（收入匡亚明主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济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济南），这些书最大的优点是全面详尽，比如慈恩传，被梁启超誉为“古今所有名人谱传中，价值应推第一”（见支那内学院精校本玄奘传书后），而傅新毅玄奘评传有“玄奘略传”一章，数量只占全书四分之一，全书四分之三都在探讨玄奘唯识学见解，符合思想家传记要求，都足以启人深思。
但是，这些书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实在太艰深而专业。对于玄奘法师，大家映像中多半是西游记里的心慈面软的唐僧，而真实的“民族脊梁”的本来面目却始终模糊。在一般人心目中，玄奘仅仅是“唐僧”、“西游”、“取真经”这些标签。过去，当大家问有没有一些更简洁更明晰更通俗的玄奘法师传记的时候，笔者往往是非常为难的。得知马明博新著玄奘出版的消息，笔者除了兴奋和祝愿之外，更多的是想知道，这本玄奘传与前人之作相比，有什么特点可言？为此，笔者特意同马明博联系，向他请教他写这本书的立意和新意何在？
马老师非常感慨告诉笔者，他接受选题之后，特意到济南去了一趟。试图在历史遗留的建筑中，感受一下玄奘法师及其所处时代的气息。他说：
走过摩肩接踵的济南闹市区，告别大慈恩崔嵬高耸的大雁塔，走进郊区的大兴教寺，在玄奘法师墓塔的小院落里，在阳光与树影之间，我徘徊了很久。
在这里，我感受到的玄奘法师，不是奉旨西行的“御弟”，不是骑在白龙马上，由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一路陪伴，经历“九九八十一难”的东土大唐圣僧，也不是面对妖魔时一再怯懦的“小白脸”……那些都不是真正的唐僧！
投影在我心幕上的唐僧，是一个真实的人，他有现实的悲欢喜乐，信仰坚定，坚毅而隐忍，有抱负也有无奈，更有血有肉，宠辱不惊。
纵观中国历史，这种从庙堂至江湖，普遍推崇一位佛教大师的特殊情况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出现这一情况并非偶然，唐太宗晚年对佛教的态度虽有转变，但并不是佞佛。他对玄奘的褒扬，看重的不是作为佛教大师的玄奘所具有的坚定不移地宗教情感、百折不挠的求真态度、鞠躬尽瘁的献身精神，而是玄奘那足以“欣动人君”的学问、事功、令誉、风仪。整个大唐，都为玄奘的人格魅力所倾倒。佛教文化也通过玄奘及其周围的菁英人物作为中介，得到了世俗文化前所未有的热情回应。“大唐三藏”这个特称，可以说是唐代佛教与政治社会关系的一个见证。明清以降，佛教界缺少的不仅仅是有修有证的大德，同样缺少能代表佛教文化与世俗文化沟通、对话的“义学沙门”。佛教的衰颓，最显著的标志就是义学的凋敝。从“大唐三藏”成为玄奘特称这一特殊文化现象来看，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反思那种脱离当前社会背景、脱离社会实际情况，不分对象地片面反对学习经论、反对义理研究，以“泛修行论”取代佛教多闻的优良传统的现象，已成为当务之急！
玄奘西游的故事，由于慈恩传、大唐西域记等文献的完整保留，基本是可以加以复原的。但是，回国后玄奘法师与唐太宗之间的微妙关系，与唐高宗之间的更为微妙的关系，每每有不同解读。马老师为笔者介绍说，他对此是这样认识的：
玄奘取经归来，唐太宗对他的才智非常认可，觉得他堪任宰相，多次劝他还俗。玄奘不为所动，他婉拒道：“如果让我还俗，好比把一艘船搬到陆地上，那就无法发挥船的作用啦！我愿终身行道，以报国恩。”
玄奘不忘初心，巧妙周旋于复杂的宫廷政治斗争中。当时，有人说他谄媚皇室。玄奘感慨说：“乘泛海之舟才能远致千里，如附松之萝才能长高万寻，我以‘光大佛法’为己任，取得帝王的外护，是使佛法昌盛的因缘啊！”
被玄奘大愿大行所感动的唐太宗写下大唐三藏圣教序，并同意将这篇序文置于玄奘所译的所有佛经之首。一时，上至朝廷世家，下至贩夫走卒，都以信仰佛教为荣。
唐高宗继位后，在佛道之争的漩涡中，玄奘请旨远离长安，移居位于济南玉华宫，专心翻译大般若经。当时，他的身体出现健康问题，他将两代皇帝赐予的宝物全部拿出来，用于斋僧、供灯、印经、放生、造普贤像，以求兴福延寿。弟子窥基问：“和尚历来教人接受无常，看淡生死，今日何以至此？”
玄奘说：“贱躯微命，向来不惜。我这样做是为了今生不留遗憾，顺利地把大般若经译完。”
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玄奘小心翼翼地闪展腾挪，为翻译佛典谋求空间。他为译经事业耗尽了最后一滴心血，直到油尽灯枯。
玄奘一生的努力，就是为了化解佛教各宗派之间的分歧，建立起一个统一的佛法修学体系，他翻译佛经，以“阿毗达摩”为大地，确立修行的基础与入门的路径；以瑜伽师地论为树干，调和佛教大、小乘乃至大乘内部的不同见解与纷争；以大般若经为果实，导向佛陀的究竟智慧。
对于马明博的这些论断，笔者大部分表示赞同。特别说“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玄奘小心翼翼地闪展腾挪，为翻译佛典谋求空间”，实在是非常生动的描述，符合历史事实。也有一些地方笔者觉得可以进行补充。比如唐太宗欣赏玄奘法师的学问事功，最初只是看重他对西域情况的熟悉。贞观十九年一月（645）玄奘法师抵达长安，二月到济南第一次会见唐太宗时，太宗立即要他叙述西游经历，而编写一部西域传，详细介绍西域地理人情风俗信仰等，甚至邀请玄奘法师随军征打辽西，被玄奘法师婉拒。唐太宗于是将玄奘法师安置于长安弘福寺译经，由朝廷供给所需，并召集各地名僧二十余人相助，分任证义、缀文、正字、证梵等职，组织了规模完备的译场。六月译场告成，随即开始译经，创译菩萨藏经、佛地经等四部经论。到贞观二十年（646）七月，共译完五部五十八卷。特上奏唐太宗，请“题制一序”，此时，由玄奘法师口述，门人辩机法师笔录的大唐西域记也告完成，呈送唐太宗。但是，太宗回复玄奘法师说：“朕学浅心拙，在物犹迷，况佛教幽微，岂能仰测？请为经题，非己所闻。又云新撰西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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