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最后还需要说明的是，青州龙兴寺窖藏佛像与临朐明道寺、济南开元寺和亳县咸平寺三处入藏佛像事件虽然同属宗教安葬性质，但是龙兴寺窖藏佛像与其他三处的表现形式并不一致，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一是龙兴寺造像直接掩埋在窖藏坑内，不仅没有建造地宫，而且坑上也不可能存在过舍利塔。据龙兴寺窖藏坑发掘主持人夏名采先生称：“清理（窖藏坑）填土时，发现当年回填的五花土并没有夯实。”[15]既然填土未经夯实，这便表明窖藏坑之上是不可能建有舍利塔的。原因很简单，这样的地基是根本不可能承受舍利塔的重量。二是龙兴寺窖藏佛像没有像临朐明道寺入藏佛像那样举行盛大法会，而且也未刻立纪念性石碑。临朐明道寺舍利塔地宫入藏佛像时，莅临的青州州县官员、僧俗信众共达30人之多，举行了“两手合掌已睇瞻，五体投地而泣礼”[16]的祭拜仪式，场面隆重，一时影响较大。对于这次法会，为示纪念，刻立了由镇海军（治青州）节度行军司马郑归昌撰文的《沂山明道寺新创舍利塔壁记》石碑。相比之下，关于龙兴寺窖藏佛像事件的记载，不仅窖藏坑内没有出土任何可资说明问题的金石资料，而且迄今为止在青州方志及僧俗历史文献中也查不到片言只字。这说明龙兴寺当时没有举行盛大法会，也未刻立纪念性石碑。这次安葬佛像行动，是在不事张扬的情况下进行的。

5、笔者认为，导致龙兴寺窖藏佛像呈现特殊性的原因，应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因素：

6、一方面，宋末金初青州城正处于宋金双方拉锯战之中，州城在建炎元年（1127年）至三年（1129年）的短短三年间，竟六陷于金兵之手。在这种极不稳定的局势下，龙兴寺安葬佛像行动必然带有一定的仓促性，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形势下的非常之举。这应是当时没有建造舍利塔、修筑地宫和刻立纪念性石碑的主要缘故。

7、另一方面，隐含着安葬性质的坑埋佛像行为，在古代山东地区实际上由来已久。以往的考古资料显示，至迟在北朝末期这一现象便已出现。如：1976年，博兴县张官大队村民在推土垫房基时发现一批北朝残破佛像，计有石造像25件和佛、菩萨头像18件。这批造像出土时其是被整齐地排放在土坑内，这显然是一处窖藏佛像坑。造像中带明确纪年者分别为东魏武定五年（547年）、武定八年（550年）、北齐天保元年（550年）、乾明元年（560年）、太宁二年（562年）、天统二年（566年）、天统四年（568年）和两件武平元年（570年）。有研究者认为，这些造像可能是在北周攻灭北齐时被毁并埋入地下的[17]。20世纪70年代，无棣县水湾公社于何庵大队群众在村东南坑塘边取土时，在距地表深约60厘米处发现7件北齐石造像，其中4件有确切纪年，年代分别为北齐天保五年（554年）、天保八年（557年）、天保九年（558年）和天统三年（567年）。报告者认为：“这批佛像出土时叠放整齐，显然是有意埋藏的。埋藏的原因，可能与北周武帝灭佛有关。”[18]1988年～1990年，诸城市城南郊北朝寺院遗址共出土残石造像300多件，其中较为完整的佛和菩萨躯体、头像100余件。其中4件有纪年铭文，分别为东魏武定三年（545年）、武定四年（546年）、北齐天保三年（552年）和天保六年（555年）。诸城造像被“有规律的坑埋处理，有头和躯体的分别掩埋，有区别个体大小不同的掩埋”[19]。报告者认为，这些佛像是北周兼并北齐后继续推行灭佛政策时毁掉的[20]。

8、以上山东这三处窖藏佛像的时间均发生在北朝末期，而且都与北周武帝建德法难砸毁佛像事件有关。可以推测，残碎的佛像犹如逝去的神灵，僧人们以窖藏坑的形式将其埋葬，显然是受到传统的世俗观念——“入土为安”思想的影响。北宋时期山东地区以舍利塔地宫形式集中安葬佛像的举措，应是在北朝窖藏佛像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因此，龙兴寺采取以窖藏坑的形式安葬佛像，无疑也有一定的因袭历史上业已存在过的窖藏佛像行为因素。

9、[1]青州博物馆.青州博物馆[Z].文物出版社，

10、[2]王华庆，庄明军.青州龙兴寺考略[N].中国文物报，199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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